1908年12月2日那天早晨，遵照慈禧太后的遗旨，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把一个三岁小孩抱进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太和殿，扶他坐上金碧辉煌的龙椅。隆重的登基大典开始了，此时华灯齐放（那时紫禁城已经有了电灯），鼓乐齐鸣，城内外所有寺庙和教堂的钟声都奉命敲响，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高呼“万岁”的喊声震撼着辽阔嵯峨的皇家宫阙，那个小孩被这未曾见过的阵势吓得哇哇哭了……所有这些声浪浩浩荡荡，连绵不绝，响彻帝国的上空。可是，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整个大清王朝的君臣子民都没听到一种被声浪掩盖和遮蔽的巨大响动：他们脚下的大地和置身其中的历史，正在发出嘎嘎的碎裂声！
　　这个小孩就是爱新觉罗·溥仪——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就其曲折和极富传奇性的特殊经历而言，爱新觉罗·溥仪堪称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发展史上空前——很可能也是绝后的一位奇人。
　　中国因此也有了一部举世罕有其匹的奇书：《我的前半生》。
　　由爱新觉罗·溥仪署名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我的前半生》，自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从最初的轰动世界到后来持续数十年的热销，它的书内书外、幕前幕后，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密切关注、唯恐遗漏的“热点”和“卖点”。迄今该书在境内的总印数已达187万册以上，并有英、日、德、意等多种译本行销世界各国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根据此书改编、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纳多?贝尔多鲁奇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一举夺得九项奥斯卡金像奖，由此这位奇人和这部奇书更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这位奇人署名的奇书又引发了一桩奇案。所以称之为“奇案”，盖因此案不仅涉及《我的前半生》的幕前幕后人物和写书出书的复杂过程，更因为该书的著作权之争从1984年开始，迄今延续了二十余年而未能尘埃落定，并且迫使一位隐姓埋名二十余年的神秘人物——像影子一样一直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李文达——不得不走到台前亮相，公开了自己与末代皇帝合作著书的事实。
　　在变幻莫测的历史云烟中，最先显露真身的是“最末一代皇帝”的“最末一任妻子”李淑贤。1984年，围绕电影《末代皇帝》改编授权问题，李淑贤与《我的前半生》合作著书者、群众出版社资深编辑李文达产生了纠纷。当时李淑贤未征得李文达同意，私自将该书的电影改编权卖给了香港一位导演，这自然引起李文达的不满。此事一经曝光，立即成了“天字第一号”著作权之争。特别是电影《末代皇帝》引起轰动之后，关于《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法律纷争更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这里，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此案延续二十多年的“发烧”路径吧：
　　——双方剑拔弩张。1985年初，李淑贤以溥仪遗孀身份，致信中共中央高层，以强烈的口气要求确认“溥仪是《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溥仪去世之后，她本人应是该书著作权的“唯一继承人”。李文达闻讯也愤然上书中央，说明该书写作及出版过程，反驳李淑贤的“一面之词”。
　　——官司越闹越大。为公正了结这一争端，群众出版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公安部特别致函文化部，请求有关方面对此案作出有法律依据的结论。1985年11月4日，国家版权局以“（85）权字第6号”文件的形式，回函公安部称：经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此书是溥仪和李文达合作创作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而是合作作者的关系。”“《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版权应归溥仪和李文达共有。”鉴于溥仪已经去世，“版权中的经济权利应由李文达和溥仪的合法继承人李淑贤共同享有。”该文件还就《我的前半生》出版权问题强调指出，“此书是群众出版社组织并派人调查资料和为作者提供其他条件而完成的，它不同于一般书稿。”因此，“此书汉文版的专有出版权在整个版权有效期间，作者应转让给群众出版社。”
　　溥仪的二弟溥杰先生也就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文化部、公安部、出版局各位领导：
　　关于《我的前半生》的写作过程，因为最近发生过一些问题，我曾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澄清的文章，说明事实经过的真相。最近乃在《光明日报》上又看到我大嫂李淑贤所写的《〈我的前半生〉撰写纪实》，觉得非常诧异。后经多方了解，我才明了体会到，就是因为我大嫂平日对于金钱方面的问题异常看得重，以至于现在ⅩⅩⅩ，特别是ⅩⅩⅩ之流的想方设法诱惑下，成了他们的俘虏，纯粹是在别有用心的投其所好下上了当。
　　现在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成了意大利方面拍摄溥仪的前半生影片的顾问，深感到我大嫂的这种出尔反尔行为，不但是她一人的被骗上当，而是这样发展下去在国际方面的信用上，发生不好的影响。我认为我大嫂在这方面，已成为随人摆布的工具，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当请各方领导，能在放眼大局的立场上，对我大嫂晓以利害，使她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致酿成笑话，为荷。此致

爱新觉罗·溥杰溥杰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风波并未完结。1987年6月和1989年4月，李淑贤以继承人的身份先后两次状告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李文达“严重侵害了溥仪的合法著作权，要求李文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声明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确认溥仪为该书的唯一作者”。
　　李文达于1993年11月5日溘然长逝。
　　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体作品，在该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李文达根据组织的指派，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李文达在该书的成书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李文达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爱新觉罗·溥仪个人享有。”
　　李文达的遗孀王滢和三个儿子李金酉、李金河、李海不服判决，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7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我的前半生》一书从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李文达是由组织指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故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我的前半生》一书既是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经历为内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该书的形式与内容均与溥仪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溥仪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成果，体现了溥仪的个人意志；该书的舆论评价和社会责任也由其个人承担；因此，根据该书写作的具体背景和有关情况，溥仪应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溥仪去世后，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综上，上诉人王滢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仍在继续。终审判决一出，反而搅起更广泛的热议和历史波澜。此后有关当事各方、群众出版社当年参与此书运作过程的相关人士、许多法律专家学者以及各媒体记者，不断有各种看法和回忆文章发表。
　　——案内又见“新人”。2006年，突然又冒出溥仪的一个弟弟溥任及其委托代理人，声称在溥仪和李淑贤先后去世之后，由于他们没有后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和出版权应归属“溥仪家族所有”——即在世的溥任所有。于是平地又起风波，媒体高度关注。2007年1月1日，《北京晚报》发表文章：《群众出版社首次回应侵犯溥仪隐私权：溥任不是“前半生”的版权继承人》，同时刊发了群众出版社的答复文章《除我社外，其他都是变相盗版》。而表达另一方意见的还有溥任代理人的文章《溥任享有遗作的发表权》。
　　——两大版本争世。2007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我的前半生〉版权归属再起波澜》。事情的缘起是，2006年群众出版社在举办五十周年社庆之际，出版了《我的前半生》（全本），其中增加了1964年首版时因种种历史原因被删削的十余万字的内容。紧接着，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同心出版社，又于2007年秋出版了《我的前半生》（即1964年群众出版社首版的“定本”）。两家出版社推出的两个版本，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几十年来一直把《我的前半生》视为“当家之书”和“镇社之宝”的群众出版社当然对同心出版社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杨锦青年时代做记者时曾采访过李文达，他采写的文章中对李文达的才华、辛劳和牺牲精神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仿佛一种命运的轮回，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出任了群众出版社社长。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认为：“《我的前半生》与群众出版社的关系，那是砸碎骨头连着筋啊！”但是面对媒体，同心出版社似乎理直气壮，称其“出版权依据”是获得了溥仪之弟、现年九十多岁的溥任先生的授权，并说“这是1995年判决下来以后，作者三弟溥任首次代表其家族行使他们拥有的出版权利，独家授权给我们”。溥任代理人则对媒体宣称，在溥仪和李淑贤去世之后，“版权理应归家族所有”。
　　回眸历史，一部奇书《我的前半生》，仿佛铺开了一个巨大的、扑朔迷离的历史舞台，数十年来走马灯似的轮换着各种人物；而且随着时光流逝，参与其中的角色居然越来越多！
　　——期待历史定论。溥任真的可以继承《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吗？群众出版社显然持有异见。他们向北京市西城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认定：在溥仪和李淑贤过世之后，《我的前半生》为“无主财产”，应归属国家所有。据此，2007年9月25日，《人民法院报》发布了北京市西城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则公告：“本院受理群众出版社申请认定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在其继承人李淑贤去世后为无主财产一案，依法对上述财产发出认领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如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

　　 1959年9月18日，飒飒秋风裹挟着盘旋的落叶，掠过东北大平原，掠过辽宁省抚顺市的上空。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则重要消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为之震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日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共中央的有意选择，广播这则消息的这一天，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的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不过，我们相信，这个行动又一次证明，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和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略设计、策略运作乃至细部考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智慧和巨大“巧实力”——即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妙运用——是无与伦比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被俘的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被关押在辽宁抚顺、北京功德林等几个战犯管理所，初期归司法部管理，后在民主人士、著名“七君子”之一史良女士的建议下，改归公安部统一管理。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赴苏联访问期间，提出引渡溥仪等一批关押在苏联的伪满、汪伪和日本战犯的要求。这不仅是正义对邪恶必须进行的审判，也是提升新中国威望和地位的一个重要举措。苏方对此表示理解。1950年7月，经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省边境小城绥芬河，苏方将溥仪等六十九名战犯移交中国。周恩来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事先他就打电话给负责接收工作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要求把所有工作细节都考虑周到，保证遣返罪犯“一个不死，一个不跑”。
　　这批战犯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进入管理所的第二天，“981”号胸签就缝在他的制服左胸上方，成了十年改造期间一直伴随他的代号。不久，因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为安全起见，中央决定把溥仪这批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关押在地处道外区七道街的市公安局看守所。朝鲜停战后，1954年又迁回抚顺。
　　在战犯管理所内，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教育和改造生活，绝大多数战犯的思想立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罪责，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走自新的道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十年大庆的前夕，由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特赦建议以及广播这则新闻的特定日子，无疑使得这项举措具有了广泛的海内外影响、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心理冲击力。
　　抚顺战犯管理所领导事先接到上级通知，这天早晨会有重要广播，要求所有在押罪犯按时起床收听。清晨，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以及国民党战犯都走出各自的监号，站在甬道上，围拢在最近的播音器前，静静地等待着。
　　在广播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之后，又广播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朗朗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高墙内回荡着，空气仿佛已经凝结，呼吸仿佛已经静止。挤满人群的长长甬道，除了广播员的声音，绝无一点杂音。广播结束了，在短暂的静默之后，甬道中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浪冲天而起，人们相互击掌、拥抱、雀跃，每张脸上都涌涨着激情的红潮，每双眼睛都流淌着感动的泪水。这些曾经罪恶累累的人，在经历了多年的思想改造之后，在进行了真心诚意的忏悔之后，出乎意料地看到，襟怀博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他们未来走向自新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但是，溥仪自知身份特别、罪孽深重，不相信首批特赦中会有自己。所领导找他谈话，问他：“假如特赦有你，有什么想法？”
　　溥仪摘下他的圆形近视镜，使劲擦擦厚厚的镜片，诚恳地说：“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现在的我是没有希望的，我决心争取以后……”
　　12月4日上午，所有在押人员在俱乐部大厅集合。迎面的主席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会议开始了，台下一片静默，而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所领导讲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走到讲台后面，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心骤然激跳起来，血流加快的他甚至觉得有一点点头晕。他小心翼翼地迈步走到台前，恭敬地微躬着身子，面向主席台肃立聆听。
　　法官大声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日

　　法官话音未落，溥仪已是热泪纵横，泣不成声。
　　在《我的前半生》里，溥仪这样表述了当时的心情：“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

　　 历史的真实永远不该受到遮蔽。后人如果仅仅以猎奇的目光去观察历史，只能使人们误入歧途。我注意到，溥仪至今仍然是媒体包括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他的那些传奇经历和乖张行为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里必须指出，溥仪在前半生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累累罪恶，是我们永远不能也不该遗忘的。正如溥仪所言：“由于我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恶，直接间接地造成了祖国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千亿元以上财富的损失。”
　　1906年农历正月十四，溥仪出生于清朝的醇亲王府。1908年11月13日，奉慈禧太后之命，溥仪被迅速接进宫中准备继承大位。在他入宫的第二天，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十年之久的光绪皇帝就在中南海瀛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年三十三岁。第二天，慈禧太后也在用膳时一头栽倒在地上。
　　这样，溥仪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三岁时，登基成为清朝的第十二代皇帝，也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最末一代帝王，年号宣统。坐上宝座那天，不谙世事的溥仪大哭大闹，在旁扶抱着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断哄着他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其时正在丹墀之下行三跪九叩大礼的文武百官听到“快完了”这句话，个个心惊肉跳，相互嘀咕说：“王爷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太不吉祥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反清浪潮风起云涌。此时历史的手指只是轻轻地一碰，这个气数已尽的末路王朝就犹如纸牌搭成的房子，迅速土崩瓦解了。临近年底，隆裕太后被迫代表清廷宣布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1917年，在有名的“辫子兵”军阀张勋的拥扶之下，十一岁的溥仪第二次“登基”，坐上乾清宫的皇帝宝座。十二天后，段祺瑞统帅的“讨逆军”潮水般杀进北京城，“讨逆军”的飞机还朝皇宫扔下三枚小炸弹。溥仪吓得一溜烟儿钻进养心殿卧室里抖成一团，再不敢露头，而哆哆嗦嗦的太监们懂得的唯一防空办法，就是慌忙把外廊里的竹帘子放下来。
　　面对手下奴才代他拟好的第二回“退位诏”，这时已尝到做皇上诸多好处的少年溥仪不由得放声大哭。仇恨的烈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他与溥杰商议，决定筹措经费，以备“复辟祖业”之用，于是兄弟两个开始大规模盗取宫中珍藏的字画古籍珍宝。每天溥杰陪溥仪读书之后，就由他拎一个大包袱，偷偷把许多无价之宝盗运出宫。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每天不断，总共进行了半年多时间，共装了七十个长木箱，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约二百种珍贵古籍，无一不是闪耀着中华文明光辉的瑰宝！这批东西后来转运到天津，其间为收买军阀、维持小朝廷的生计，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又偷运到东北，日本投降后，这些国宝就不知下落了。
　　如此惨重的国家损失，何以弥补！
　　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特派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率兵将溥仪小朝廷撵出紫禁城。鹿钟麟手拿一颗吓唬人的空心炸弹，当着诸多清廷大臣的面，故意看看怀表，大声说：“按上峰命令，开炮的时间已到，请你们带逊帝立即迁出，否则炮弹可是不长眼睛的！”溥仪闻知，吓得手脚冰凉，只好上了鹿钟麟为他备好的车，皇后婉容、妃子文绣和一帮奴才也跟着，一起搬迁到他父亲载沣居住的醇亲王府。当他凄凄惶惶步入父亲的王府时，心情极度恶劣，他后来回忆，“我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充满了悲愤和仇恨……我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可能远走高飞，准备复仇。”

　　 这时，一直对中国垂涎三尺、野心勃勃的日本瞄上了溥仪。他们意识到，这个一心想复辟的小皇帝对他们以后霸占中国肯定是“有用之人”，而溥仪也很想借用日本人的军力来“恢复祖业”，双方一拍即合。1924年年底，溥仪率人逃进了日本公使馆，投靠日本人，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也重新在那里开张。1925年2月23日晚，在日方周密安排和策划之下，溥仪等人由一群便衣日警陪同，悄然溜出日本公使馆后门，步行到前门车站，登车向天津进发，溥仪在那里住了将近七年。
　　1927年，新上台的日本首相田中秘密上书天皇称：“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这份奏折中还说，“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唯第三步的征服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1928年，田中内阁又发表声明，悍然宣布“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而溥仪也愈来愈坚信，日本人是他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可以借用的外援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有“中国通”之称、时任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动员溥仪到东北去。
　　溥仪自三岁登基之后，因为少不更事，不过是那些梦想复辟的遗老遗少和一些利欲熏心的政客、军阀手中的玩偶。也因此，那个时期他的许多恶行还不能由他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当二十五岁的他作出远赴东北、彻底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时，就意味着溥仪死心塌地地走上了卖国贼的罪恶道路！
　　1931年11月10日，茫茫夜色中，由一群日本军人护送，溥仪悄悄登上一艘汽船，在大沽口外又转乘日本商轮“淡路号”，经旅顺，抵长春。1932年3月9日，在临时装修的“执政府”大厅举行了溥仪“执政就职典礼”。就在这一天，溥仪懂得了自己原来不过是个供日本人玩弄驱使的傀儡——他手下那些走狗的官职，全部都是日本人事先挑选指定的，根本没问过他的意见。过后，在院子里，迎着萧瑟凛冽的寒风，溥仪亲手升起了黄色的“满洲国”国旗。1934年3月，一直念念不忘“复兴祖业”、重登龙榻的溥仪摇身一变，又做了“康德皇帝”。为了让日本人继续扶持自己担任所谓“满洲帝国”的皇帝，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秘密签订了一个彻底出卖自己灵魂也出卖自己祖国的《日满密约》，其中五项条款是： 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 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 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 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正式条约的基础。
　　投敌卖国的奇耻大辱，莫过于此！
　　1937年，溥仪又与日方签订了《日满拓植条约》，规定日本在二十年内向我东北境内移民500万人，到1944年实际移民39万人，强占我土地2650万公顷。

　　 从成为“康德皇帝”那天起，溥仪十分“勤政”，每天早早就来到“执政”办公室办公。他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从“国务总理”到各部“总长”，从来都不向他汇报请示工作，来了也是聊大天，问问“龙体安否”。溥仪很窝火，堂堂“一国”之“元首”，怎么没有人来向他“求旨”，没有任何“国务”可办？一问那些“总长”，“总长”们都尴尬地笑笑说：“连我们都闲着，公务都由次长办了。”溥仪这才明白，所有各部都有个掌握实际大权的次长，而所有次长都是日本人！
　　“七.七”事变后，日方对溥仪的控制更加严密，他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不经关东军同意，他不得外出，不得对外发表讲话文章，不得会见任何人，甚至连“满洲国”的“大臣”也见不到了。关东军还要溥仪签下一个字据，就是他的女人一旦生下“皇子”，五岁时必须送到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不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为保证这个由日本人一手扶持起来的中国“皇族”后代能够永远听命于日本，当日本方面知道溥仪无生育能力后，又特别给他的弟弟溥杰“安排”了一个日本妻子嵯峨浩。
　　日本人的严格管制和监督犹如一道铁壁，密不透风地包围着溥仪，这不能不令他恐惧万端。他生怕自己不小心惹出什么事让日本人不高兴，他也知道日本人如果不需要或不满意他了，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可以把他干掉。再加上遍布东北各地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神出鬼没，甚至内廷院子里也出现了反日标语，吓得溥仪整天疑神疑鬼，觉得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日本人、家里人，还是近侍守卫童仆什么的，都有可能加害于他，于是他命人用草和泥做了几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套上军装，架上武器，放在卧室的后屋——当然，他决不会把用途告诉别人。晚上睡觉前，溥仪再把它们吃力地搬到卧室，排列在床前。他觉得谁要是半夜想进来暗害他，这几个泥人至少可以把刺客吓一大跳。
　　神经紧张到这种程度，溥仪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多疑，越来越凶残暴虐，无论妻子弟弟妹夫，还是身边的侍从童仆，都无数次受到他的残酷刑罚，如互相打耳光、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好奇，在拾掇他的办公室时坐了一下他的“龙椅”，溥仪就叫人给孙博元上大刑，然后关进一个半人高的木笼，不能坐不能站，只露一个头，靠脖颈处的木板上还钉了半圈图钉，尖朝上。几天后，孙博元就被活活折磨而死。但十分迷信的溥仪又怕那些被他折磨至死的冤魂来向他索命，便整天不是打卦算命就是吃斋念佛，连苍蝇蚊子都不许打。哪怕蚊子死死叮在他的胳膊上正在吸血，他也只是挥挥手把蚊子赶走。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时，溥仪见了苍蝇蚊子也不打，只是轰出房子了事。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做了十四年卖国贼和日本傀儡、自知罪孽深重的溥仪，与溥杰及一伙内廷大臣、日本官员仓皇出逃。骨瘦如柴、精神已处于崩溃状态的婉容于次年病死在逃难路上。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和两个女儿被我军收容后，于上世纪50年代遣返日本。溥仪一伙跑到沈阳，在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逮捕。
　　1950年7月，苏方将溥仪等一批伪满战犯经黑龙江省边境城市绥芬河移交中国。在火车上，怕死怕到极点的溥仪以为回国就会被处死，精神进入近乎癫狂的状态。他两眼发痴，脸部肌肉阵阵抽搐，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嘴里叨叨咕咕不知自语些什么，一会儿叫，一会儿哭，一会儿要跟人决斗，一会儿又扑通一声给人跪下，求对方饶恕他的罪过。
　　初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或避重就轻，或避而不谈，想尽一切花招来隐瞒自己的罪行，以图逃避极刑。在他最初上交的自传中，对做伪满皇帝一段，竟有这样的“交代”：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放。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溥仪对自己的卖国贼行径和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渐渐有了真切的反省和认识，从而自觉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

五

......